霍華德•馬克斯：不確定性-2（Uncertainty Ⅱ）
沒有人知道將要發生什麼
No One Knows What’s Going to Happen
上面這個標題是哥倫比亞大學人文學教授Mark Lilla的一篇精彩的文章的標題，該文上週日刊登於紐約時報上。（你也許記得我之前討論過我們傾向於高度評價觀點和我們一致的人。我欣然承認我如此喜歡這篇文章的原因是因為它與我在《不確定性》中所説的內容高度相符。）這裏是這篇文章的一些節選：
Thomas Hobbes曾經寫道：最好的預言家(prophet)，是最好的猜測者(guesser)。這看起來是關於我們預測未來的能力的定論：我們無法預測。
但這是一個人們從來無法接受的事實。面臨緊迫的危險時，人們想要一個他們可以確信的權威的聲音；他們想被告知將會發生什麼，他們應該如何準備，並且一切都會安然度過。看起來，我們並沒有被很好地設計，以便生活在不確定性之中。盧梭略微有些誇張地説，當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時，我們寧願錯誤，也不願意什麼都不相信……
除了我們剛開始瞭解的冠狀病毒的實際作用方式，沒有什麼事情是註定的。有多少人染病，取決於他們如何行動、我們如何檢測、我們如何治療以及我們在研發疫苗上有多幸運。
上述的這些決定的結果將限制僱主、各地市長、大學校長、以及運動俱樂部的所有者面臨的重新啟動的選擇。然後他們的決定將反饋到我們的決定當中，包括我們在今年11月選誰當總統。而這場選舉的結果對於接下來四年將會怎樣有着最大的影響。
這場流行病讓我們意識到我們對於未來承擔着多麼巨大的責任，在做出明智的決定以及預期後果上，我們的知識是多麼缺乏。也許這就是為什麼預言家和占卜師的預言供不應求。
在某種程度上，人們想必是相信他們越是知道什麼是預定的，他們就有更多的掌控力。這是一個幻覺。人類想要感覺他們快步走向未來，然而事實是我們一直以來只是在迷霧的路途中輕敲着我們的枴杖前行。
當下一定的謙遜對我們有好處。這可能也能幫助我們接受我們一直所處的徹底的不確定性。讓我們與我們的預言家和占卜師告別。
Lilla的文章涵蓋了《不確定性》以及其他近期的備忘錄的一些主題：
• 人性深切地渴望預言來幫助我們指引未來；
• 未來的制約因素導向多樣的未來發展路徑（the conditionality of the future on multiple future developments）；
• 我們有能力通過我們所做的決定來影響未來；
• 每一個發展路徑的不可預測性；
• 預測是徒勞的；
• 接受我們對於未來的無知的重要性；
• 智力上的謙遜的普遍重要性。
類似這樣以及我上一篇備忘錄裏引用的文章應該把這些觀點講清楚，讓每個人滿意了。但人們很少可以完全接受我們必須在不知道未來會怎樣的情況下做出關於未來的決定。
未來取決於所走的路徑
The Future asPath-Dependent
預測者似乎表現得就好像未來已經存在，我們所需要做的就是足夠聰明以看清未來。但這忽視了一個事實，我們所有人，以及許多其他的影響因素，通過我們集體的行動持續地創造着未來。
在他的文章中，Lilla寫道：「……疫情之後的未來並不存在。在我們創造了未來之後，未來才存在。」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觀念。我們可能在今天預測未來，我們甚至可能正確地評估今天的條件和行動有可能在未來產生什麼。但只有在沒有人和物使得未來在現在和未來到來的那天之間變得不同，這樣的預測才能證明是正確的。因此我要重複我之前引用的Lilla所説的：
有多少人感染（冠狀病毒），取決於他們如何行動、我們如何檢測、我們如何治療以及我們在研發疫苗上有多幸運。
不僅是病毒如何活動、變異、傳播、受到温暖天氣的影響以及傳染，還要看我們重啟經濟的速度、重啟經濟時人們的行動，以及病毒到時候會怎樣影響？胡佛研究所經濟學家和社會理論家Thomas Sowell，讓我們可以瞭解下這些因素在另一個領域是如何運作的：
經濟學家們經常被要求預測經濟發展走勢。但經濟預測要求預測政客的行動——沒有比這更難以預測的。
在讓未來變得複雜的諸多變量中，政客的難以預測僅僅是其中之一。我們不僅沒辦法預測將會決定病毒進程及其對經濟影響的人們的行動以及諸多其他因素，而且我們同樣無法預測他們什麼時候會採取這些行動，而這也同樣重要。
該聽從哪個專家？
Which Expert to Follow?
在備忘錄《不確定性》當中，我大篇幅地引用Erik Angner的文章。最有趣的觀點之一如下：
缺乏完成一項任務所需的認知技能的人經常同樣缺乏評估他們自己的表現元認知技能。不能勝任的人有雙重劣勢，因為他們不僅不能勝任，而且很可能並不自知。（行為學科學家，4月13日）
根據定義，缺乏在某一領域高人一等的判斷力所需的專業知識的人同樣缺乏評估自身專業水平的能力。正如我之前所説，這些人就是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説的「不知道他們不知道」（who don’t know they don’t know）的預測者。
重讀備忘錄時，我發現我漏掉了一個重要的進一步的分支。大多數人不僅是不具備高人一等的專業知識——以及自知之明的能力——同時他們缺乏能力來判斷誰擁有這種專業知識。這就是問題所在：你可能需要成為一個領域的專家，才能弄清楚誰是真正的專家。這就是為什麼大多數領域的研究需要「同行評審」（peer review），也就是專家的評審（不要誤會是「一個人的平輩組成的評委」，也就是其他的業餘公眾）。
然而，就像我們當今所面臨的，最大的問題的責任在誰？答案不是「在專家身上」。華爾街日報的一篇文章道出了困境所在：
政府管理，至少説在總統層面，意味着在信息不完備的情況下，在競爭性的選項中做出艱難的選擇。比較簡單的問題在到達白宮總統辦公室前就被解決了。科學數據或者公眾意見都不能適當地回答選任的官員面臨的問題。兩者都很重要，必須整合到政治領導人所做的決定中。沒有一方可以替代領導人判斷的關鍵角色……
總統的工作，不只是在危機的時候，經常需要傾聽專家的不同意見，負起責任在其中做出選擇，在機會和危險之中謀劃一個行動路徑。要做好這個工作，需要相關的實踐的智慧，評估專業知識的專業知識（an expertise in judging expertise）……（「光有專家還不夠，」5月16-17日，加上重點強調）
當下，和所有人一樣，我面臨着快速重啟美國經濟是否明智的各類矛盾觀點的狂轟濫炸。然而我認識到在這個話題上不只是我的觀點沒有什麼價值，同時我也不具備所需要專業知識以確信誰的觀點可靠。我所知道的是我最不應該做的事情是因為一個專家的觀點和我一致而選擇他/她，讓確認偏差（confirmationbias）來影響我的決策。
更進一步，在考慮專家意見的時候，我們必須小心我們社會中的一些危險的傾向：
• 混淆一般的智慧與特定領域的事實性的知識；
• 混淆事實性的知識與高人一等的洞見；
• 把專業知識和洞見的組合視為預測未來的能力；
• 把某一個領域的專家當成他們無所不知；
• 相信有錢人和成功人士具有上述的能力。
因此，正如我在之前的備忘錄中所描述的，當我在國外時，經常有人問我我怎麼看東道國的經濟和潛力。「為什麼問我？」我回答，「你住在這裏。」僅僅因為我對投資和美國有一些知識，我為什麼必然對其他領域和國傢俱有有意義的洞見？
我們看到醫生和公共衞生官員在電視節目上猛烈抨擊快速重啟經濟。在醫學和公共衞生的角度他們也許比大多數人都更瞭解冠狀病毒以及應該如何應對，他們的意見很可能保住更多人的生命。但另一方面，因為他們不是經濟學家，我們應該假設他們只是從死亡人數最小化的立場來回答。他們也許沒有考慮重啟經濟的重要性，或者如何平衡兩種考量。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商人和經濟學家談論需要重啟以最小化讓經濟保持在深度冰凍狀態對經濟造成的傷害。但他們對人的生命的成本知道多少？無疑在這兩者之間的選擇並不存在算法或者被認可的流程。這事關判斷，而非專業。（It’s a matter of judgment, not expertise）
我最近讀到的一篇文章是關於一個經常被引用的持自由論的律師和法律學者（在這裏不點名，因為我一般不批評個人），他在3月中旬預測美國因冠狀病毒死亡人數不會超過500人（之後他發現分析中的統計錯誤，上修為5000人。）儘管他承認自己沒有醫學專業知識，他説相比醫生，他在進化論以及這個理論在病毒上的實用性更為了解。在病情保守的季度裏他的觀點明顯備受重視。
記者本身不是專家，為了寫報道需要諮詢專家。但他們如何選擇和審查他們所引用的專家？在多大程度上他們的選擇是基於我們所有人都傾向於服從的偏見以及他們想要證明的結論？在我的經驗中，我對一個話題了解得越深，我越不會被相關媒體報道所打動。
同樣的，被選舉的官員們很少是他們必須做出決策的領域的專家。他們一樣別無選擇，需要依靠專家。但他們如何選擇他們的專家？他們是否會諮詢屬於另一黨派的專家？我最近讀到一篇華爾街日報的專欄文章，作者是一個保守派參議員，斬釘截鐵地認為保守派和自由派在他們如何權衡重啟經濟和感染最小化的問題上是不一樣的。這樣徹底的（很可能並不科學的）一般化更可能是一種恰當的觀察，或者這是源於意識形態的劃分導致的理性上的偏見的一個例子。
因此，（a）真正的專業知識是稀少的，在範圍上是有限的，（b）專業知識和預測能力是兩個不同的事情，以及，（c）我們必須要留心我們聽到的是誰的意見，以及我們對於他們的判斷給予多少的權重。
還有另一件事：正如Lilla所寫：「面臨緊迫的危險時，人們想要一個他們可以確信的權威的聲音……」因此他們傾向於對一個熱門的「預言」傾注過分的信仰。當他/她被發現不是一個完美的預言家，僅僅是個凡人，他們就去尋找下一個受膏（譯註：宗教儀式）的對象。他們從來不説，「我想預言並不管用。」我會説一般大眾也是如此，包括這些尋求賺錢的幫助，同時不願意擔負風險或者付出努力的人。
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A LivingExample
最後，因為風格相似（in a related vein），我想要提一下合作基金（Collaborative Fund）的Morgan Housel寫於5月19日的文章，Housel是個有洞見的評論員，他的哲學和行為觀察和我產生共鳴。在文章中，他講述了兩個友人的故事，在青少年的時候他們經常去一個滑雪勝地，經常冒險劃出邊界之外。有一天，他的朋友們想要再劃一次，而他沒有什麼特殊理由剛好婉拒了，一個可怕的雪崩奪走他的朋友們的生命。這是他的總結：
我不知道是否Brendan和Bryan的死亡真的對我的投資產生影響。但這個事件打開我的眼睛，讓我看到風險的三個獨特的方面：
• 你被風險擊中的概率。
• 被風險擊中的平均後果。
• 被風險擊中的最終後果（tail-end consequences）。
前兩個很容易理解。最難學習的是第三個，經常只能通過經驗來學習。
當我們滑雪時，我們知道我們在冒險。我們知道越出邊界是錯誤的，我們可能被發現。但是在17歲的時候，我們認為風險的後果意味着我們的教練可能罵我們。也許我們那一年的季票會被取消。
從來沒有，一次也沒有，我們想到我們會付出終極的代價。
但是一旦你經歷過這樣的事情，你認識到尾端後果：低概率、高影響的事件，是最重要的。在投資中，風險的平均後果構成每日新聞標題的主要內容。但是尾部風險，就像流行病、大蕭條，被記入史冊。他們是最重要的（They’re all that matter）。他們是你必須專注的。過去10年，我們在爭論是否經濟危機意味着美聯儲將利率定為0.2%或者0.5%。然而一下子因為一個病毒，在兩個月裏3600萬人失去他們的工作。這太荒謬了。
尾端事件是最重要的。
這給我們擺上了投資中最大的難題。既然我們對未來一無所知，我們別無選擇，必須依賴於過去模式的外推。但是「過去模式」我們是指在過去通常會發生什麼，嚴重程度如何。
然而，沒有一個理由告訴我們，為什麼（a）事情不能與那些過去發生過的產生差異，（b）未來的事件在嚴重程度及後果上不會比過去的事件更加糟糕。當我們回望過去，尋求「最糟糕情景」的指引，沒有理由未來的經驗必須受限於過去。但不依賴於過去來告訴我們最糟糕情景，我們無法知道如何投資或者生活。
多年前，我的朋友Ric Kayne指出，「所有金融史95%發生在正態分佈的兩個標準差之內，而所有有趣的事情發生在兩個標準差之外。」可以説，泡沫和崩潰落在兩個標準差之外，但這樣的事件創造和摧毀了最多的財富。我們無法提前知道他們的特徵或者規模。或者關於罕見的、外生事件比如傳染病。
在2001年，我寫了篇備忘錄，名字叫《你無法預測。你可以準備》（You Can’t Predict. You Can Prepare）第一眼看過去似乎是個悖論。
我們如何為一個事情做準備，如果我們無法預測它？反過來説，如果最極端和最有影響力的外生事件是無法預測的，我們怎麼能做準備？我們可以認識到它們不可避免會發生，當經濟發展和投資者行為使得市場面對異常的事件時更脆弱而容易受損時，讓我們的投資組合更加謹慎。
這條推理線意味着一絲的好消息：我們也許無法預測未來，但這不意味着我們完全沒有能力處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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